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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民日常教化
2018/6/20 17:06:48 来源:民间文化论坛 郝佩林 选择字号:
 摘要:与按时定点的正规教育不同,乡民的知识教育应该化入其赖以存活的日常共同体内。评弹作为扎根于吴地乡土的民间曲艺,以其独具特色的展演方式,随时随地诠释着教化乡民的生动过程。在时间上,短到一日之间,长到年关节庆,无限伸缩,俨然成为江南乡民日常生活的固定节律;空间上,茶馆地摊,田园场头,说书艺人活跃在乡民的日常生活场域之中;艺人们依托吴地方言,通过角色形态的刻画,契合乡民心理的书路改编,日常元素的摹效等方式,不断演绎着书中的世俗民风、人情冷暖。评弹用这种契合日常场景的内容与式样,使江南乡民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中接受着来自经典世界的知识化育,也生动地诠释了日常生活共同体内乡民接受知识教育的延展性与持续性。 

作者简介:郝佩林,苏州大学社会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引言 

  小桥流水,茶馆密布的江南风土孕育了吴侬软语、弹唱说噱的评弹。悠悠的评弹音乐和声如金石的评话,与枕河人家、粉墙黛瓦融合成一幅有声有色的近代江南图景。近年来,随着新文化史研究的勃兴,备受水乡文化浸润的评弹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社会文化史特别是江南文化史研究的热点。但是时下研究多集中于弹词文本、艺人以及都市书场评弹表演的探讨。对于评弹在江浙地区市镇乡村的跑码头演出以及与乡土社会关系方面观照略显薄弱,这为本文的写作留下了探索的空间。 

  评弹是江南社会独具魅力的人文标识,也是透视乡村社会的独特窗口。在江南的乡镇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书场码头。浙江吴兴县双林镇“是一个极小的乡镇码头,并无其他娱乐,只有书场数处,乃唯一之游艺场所,故镇民大都爱嗜评弹。以前光裕社响档老辈,莅临者不少”。常熟“吴墅镇,属于琴川东乡,地接海濡,鳞次栉比,商贾辐辏,市廛殊为热闹。眺览郊野,阡陌纵横,茅屋两三,点缀于绿杨老树间,风景绝幽。……该地人士,村居多闲,亦唯品茗听书为至上之娱乐。……书场中亦多年高听客,经验綦丰,固尽素识者,辄与同座,为予纵谭书坛掌故,或名家书艺,如数家珍,举凡今日成名之李伯康、赵稼秋、张少蟾辈,早年皆尝隶该场弹唱者,予虽未聆及,然诸父老辄津津乐道之。壬申夏,女弹词家谢乐天应聘该镇同羽春茶楼,四乡人士,震谢之声誉,尤轰动一时。”“江南水乡的大小集镇,很少有剧场,一年中难得演出庙台戏,平时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上书场听苏州评弹。我的故乡小镇上,人口不到一万,书场倒有三家。”这些大大小小书场成为乡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娱乐和休憩空间。 

  常年频繁的评弹演出即是乡民们休闲娱乐的主要内容。“中国农民的劳动时间向来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平时有空的时候则至茶馆里谈天或于夏间晚上工作毕后群集祠堂前广场上乘凉消遣。最好的亦不过上茶馆听听说书与滩簧。”“乡下茅草屋的小茶馆里,聚集了许多黄泥腿的乡下人,静悄悄地恭候着说书先生上台,一块醒木,一只弦子,是安慰劳苦大众的恩物。”同时,也是他们接受知识教育的重要渠道。“说书,取材于《三国演义》《封神》《水浒》《岳传》《三笑姻缘》等说部。用之不得其道,可以保持神权教化和封建思想。若加以改良,亦可以唤起民众民族观念和民权思想。改良的法门不在改变说书正文,而在改良其插科。如《水浒传》众好汉逼上梁山,说得不好,可以教人做草泽英雄,不守法纪;说得好,即反对官僚政治的腐败,而见得民权政治的需要。教育人员虽不习此道,然能会声绘形,善为说辞,多加穿插,亦可以宏教育之效率。”说书先生使农民大众从说噱弹唱中既获得了感官享受,而且接收到了知识教化。说书先生的知识输入方式各有特色,“有的在插科里说些时事新闻,有的则在插科里,引经据典。其中有一个说《封神榜》的,说到龙的时候,插了一段关于‘龙生九种’的解释。”还有的“老先生开讲《东周列国志》——好像是郭少梅,登台第一回书,这位老先生文绉绉地背诵了一大段‘庄公寐生,惊姜氏’的古文,然后在演绎故事中,不厌其烦引经据典解释‘寐生’二字,批评一些私塾老师误解为‘姜后困梦头里生儿子’,不对,应当是‘产儿脚先出来。寐生也,逆生也’。如是等等。”尽管“渐渐地台下听众打哈欠者有之,悄声说俏皮话‘勿是进书场,来上学堂者’也有之”。但是客观上,这些知识还是有意无意地揉进听客的思想观念之中。因此,在民众的印象中,“觉得说书先生真有学问。唱戏的不叫先生,只有说书的才配叫先生。”可见,评弹在乡土社会中扮演着愉悦大众和传播知识的双重角色。那么,评弹表演又是如何实现传播知识、教化乡民的目标呢? 

  在时间上,无论是平素里的日场和夜场,还是年关节庆,一声“开书了”几乎成为农民生活节奏的基轴。听说书这种群体社会生活已经成为乡民们固定的生活节律,反映在对时间的表达上即为群体的社会时间。这样,群体时间嵌入个体时间,从而构成乡民们的一个完整的社会时间体系,这种社会时间体系成为了乡民们日常生活基本节律。这种被结构化的时间包含和支配着乡民们的集体生活和社会文化节奏。空间上,不管是夏日的场院,还是深秋的土地庙前,叮咚之音都会随时在乡民身边响起。另外,书场内也是尽量为乡民们添设了诸多便民设施。在空间场域上,评弹力图将表演置入乡民日常生活的场域之中,以其不可比拟的伸缩性活跃在江南乡民周围。内容上,评弹演员用方言演绎着每一个经典的角色。并且,评弹艺人们深谙乡民生活和心理,将传统书目、剧本改编,将日常元素在书台上情景再现。评弹演员通过手眼身法的展示,使忠孝信义,才子佳人,闺怨世情等知识还原为日常版本,将评弹说唱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紧勾连在一起。 

  总之,评弹用这种契合日常场景的内容与样式,使江南乡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中不仅感官、身心获得轻松愉悦,同时也接受了来自经典世界的知识化育。长此以往,融合日常元素的评弹表演生动地诠释着日常共同体内乡民接受知识教化的延展性与持续性。

  一、展演时空的无限伸缩 

  日常生活总是在地方环境中发生并与之相关。在跨学科视野里,日常史所谓“地方”,并非纯粹的地理空间,而是包含着源于空间的日常事件和日常时间,即地方、日常、经历(史)三位一体。可见,时空视角是检视日常共同体内乡民生活的重要维度。人作为时空的产物,既生活于时空之中,又深受时空的强烈塑造与影响。评弹将教化知识纳入乡民日常时空内,极大地提升了其化育乡民的效率。评弹作为江南乡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塑造着乡民的生活轨迹和日常节律。短则一日之内,长则终年累月,总之,评弹表演几乎成为嵌入乡民日常时空中的坐标和基轴。每一天里,“书场在夜场开始时,场方从书场门口喊起,‘开—书—哉!’一边喊,一边走,喊声完,走到弄堂口。这一声喊,七点左右,不听书的当它钟用,上床睡觉了。”“书场里点一盏保险灯,书台上蜡烛,叫灯烛。一支点一个半小时左右。上台点起,点完落回。如果蜡烛的质量差,有风,时间就短一些。白天则看太阳,阴雨天,要艺人自己掌握了。”这些林林总总的时间节点几乎成为乡民日常生活的计时方式。如果说这些时间节点不足以改变乡民的日常节律,那么,长年累月的评弹演出便构成了乡民们集体活动的主要图景。譬如周玉泉的一部《文武香球》在甘露书场只做夜场的前提下竟做了四十八天。1929年秋天,擅说《狸猫换太子》的大响档杨莲青到常熟浒浦河东街的“志来轩”茶馆开书,“杨莲青一到就登台,从《兵破大浪山》开书,凭他的书艺,的确有很大的号召力。场东真像接了一个财神爷一样,于是每天的供应也费尽心机。一部《狸猫换太子》说到农历十二月中旬才说完。”特别是年档,是一年之际最好的演出。年档一般从农历正月初一演至农历三月或端午节。后来演期缩短,一般仅演半个月,即到元宵节。如此种种,当这些乡民们三五成群地走进书场时,他们的个体时间已经转变为以集体活动为主的社会时间。社会时间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被人为结构化的时间,同时也是一种集体现象——把它看作是集体意识的产物。从而构成某一给定社会的文化节奏。这种集体性的、有规律的群体活动恰恰说明了欣赏评弹演出已经成为乡民生活的一个固定节律。正如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在探讨社群的文化存在时指出的那样,“他们的生活节奏呈现不是简历,而是一个循环。”所以,评弹展演的时间节点与时间段共同构成了乡民日常生活的休闲节律。它起到了一个“时间核”的作用。所有其他社会生活时间都依据其在整个社会时间体系中的位置而依次嵌入到这一时间轴心上,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年度时间生活周期。 

  评弹演出在时间上俨然成为乡民生活节奏的同时,空间上也极力地展现着它融入日常生活的魔力。尽管评弹艺人行装简单,无须堂皇的舞台、繁缛的行头和布景,艺人只需醒木和折扇,背一琵琶或弦子即可搭船成行。评弹的演出场地也极简单,或者村落集市的茶馆设一桌一椅(或二椅),或者土地庙前,即可开讲。甘露书场设在大神庙的大殿上,日场只有十四五人,夜场倒有百上百下。还有“场子是土地庙,既有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受香烟,又有不少人乱哄哄地在赌铜钿;中间一块地方,摆张半桌,供先生说书。这种场子叫作混场子。先生在这里说书,目的是拢住一批人”,就是乡镇上的专业书场也是尽可能的添设便于乡民日常生活的设施。诸如“书场的小台仅一尺高,台上一只书桌,两把椅子,面对书场大门,大门里两旁墙壁前有一排钩子,专为农民听书时挂篮子用。”或是“书场门口的天井里有一根长长的铁丝,听客吹熄了蜡烛,灯笼就挂在铁丝上。”有时,书场的职工也很殷勤,在“书将要落回,由书场职工把灯笼一一点亮。散书场时,灯笼排成串,走成行,远看很好看”。有时甚至连这些设备都不用,或者根本不用进书场,也可以满足视听的享受。听客站在书场的门外或是门口木牌下听“戤壁书”。也可以在农家的后院,“夏天,夏荷生回到故乡来歇夏,晚上在后院乘风凉,孩子们围着他叫:‘荷生伯伯,荷生伯伯,唱支开篇呀’,缠得他只好叫孩子们把三弦拿来,根据在场一个个男女孩子特征现编现唱,教育他们怎样做个好儿童,洋溢一片欢乐笑声”。“天热了,我们吃过夜饭都在园子里乘凉,他们说你来给我们说书,让大家快活、快活,他们喜欢听书,我想练书接不到书场,每夜在园子里说书,岂不是两全其美,我一口答应。明夜开书,一个露天书场形成了,我从《相堂发令》开书,说得十分卖力,邻居称赞我,‘到底名师传授,说得蛮好听,将来要冒(出名)格。’我心里也乐滋滋的”。穷乡邻买不起书筹听原版书,就听听“二手书”也是很满足的。这样,不受限制的演出空间和设备使得评弹极大地满足了乡民们日常休闲需要,真正凸显了民间曲艺融入乡土的特性。 

  时空问题不仅对于理解宏观社会过程和社会制度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而且也是分析个体和群体日常社会行为的重要工具,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场所、先后、次序等,这些看似很有趣味的空间和时间话题,其中往往包含着复杂的权利关系和社会文化意义。时空视角既可以考察共同体空间内乡民生活要素的关联,同时也可以蠡测乡民生活内容在时间上演变更替。评弹表演在时空维度上表现出无限的伸缩性。时间上,评弹表演的时间俨然成为乡民的日常生活节律,空间上,评弹表演场所搬到了乡民平素生活的周围,书场也尽可能为农民提供便利设施。如此这般,评弹表演将知识传播的场域搬入乡民生活的日常共同体内部,将评弹演出活动与乡民日常生活紧紧粘着,为乡民接收来自评弹内容的教化提供了便捷的条件。 

  二、演述内容的日常转换 

  日常生活哲学家赫勒指出,包括日常观念在内的日常知识常常从“自为的”知识生产领域(如哲学、科学、艺术等)渗入,或者被有意识地导入日常生活领域,而且,这些渗入或被导入的知识,其阶级差别模糊,“使某些阶层(主要是下层阶级)不能表达由他们的需要而产生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替代的是其他阶级的需要或利益的知识被强加于他们”。评弹的表演即为这些自为的知识导入提供了现实的路径,“数间茅屋村边开,土锉四壁生尘埃,召集田间游堕子,淫词野史杂弹唱,弦索声高多谑浪,雷同农口畅浮谈”。底层乡民通过日常空间中的评弹展演接受着知识的教化和熏陶。评弹主要有大书和小书之分,大书是评话,主要表现历史征战题材,歌颂历史著名的英雄人物或忠臣良将的作品,例如《三国》《英烈》《隋唐》等,这类书被称为“长靠书”或“着甲书”。小书即为弹词,多讲才子佳人,世情恩怨的故事,如《珍珠塔》《三笑姻缘》《西厢记》等。绝大多数作品内容植根于底层人民生活现实,不乏劝人向善,教人忠义、仁信的好作品,这些为人、为民、为子的准则成为底层人民文化素养思想观念中最基本的部分,为维护传统社会稳定,保持良好社会风气起到很大的作用。评弹在江南乡村码头演出,必须投合这一层次的观众的审美口味,展示乡民生活和乡民心理世界。因为乡民的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日复一日的几乎没什么变化地重复着度下去,是纯粹意义上的生存。除了劳动之外,他们的日常生活多是无聊的碎小的。因此所表演的内容不仅要对经典角色完美的呈现,同时要通过对剧本适当的改编,在表演中嵌入日常生活元素,这样才能使原本是案头文学的弹词文本转换为民众时常接触,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日常版本。评弹艺人们要构建契合底层民众和地方生活秩序的书情逻辑,遵循民众观念存续的独特机理,这样才能使评弹的表演行为充分发挥维护传统社会教化,启导民众的作用。 

  (一)依据经典内容演绎角色 

  书台是乡民欣赏、观摩曲艺内容的主要平台,书台上艺人们对角色的演绎和诠释决定着乡民们对艺术形象的理解和认知。评弹艺人的举手投足、行为仪轨关乎乡民们对说表内容的理解和知识信息的接收。因此,评弹艺人们对角色的经典演绎是底层民众了解剧情原委、感受艺术之美,内化思想观念关键所在。评弹艺人们对角色演绎越是细致准确,乡民们越是感觉剧情的真实确切。譬如《描金凤》里夏荷生开书即起角色,站在那里左手背贴腰,右手三个指头搭在桌子角上,俏声软语,轻颦浅笑,顷刻间只见其玉翠姑娘之美,而忘其瘾君子之烟容。状钱笃笤夜归醉态尤为绝倒。钱笃笤酒里有心,惦记家里留下徐惠兰与女儿在一起大不方便,歪着脚步一径上桥回家。将女子婀娜多姿,步态轻盈的形象展示的淋漓尽致。周亦亮说《岳传》,尽管他人生的矮,但是起角色就设法弥补。他起双枪陆文龙,“开风”(手面幅度)放大,配合眼神,一只脚踏在脚踏上,偶然一立,站起来之前,身体先往下缩一下,连人连手一伸,配合眼神,显得很高大。总之,形体仪态的呈现是听众进入角色的视觉起点,活灵活现的形体表演让听众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为后面剧情的演绎和推进奠定了基础。“小书”要说得细腻。只有细腻才会将剧情一幕幕地展现在听客眼前。“《珍珠塔》里陈翠娥私自把珍珠塔赠给方卿,不便言明,只说是干点心。她从闺房取了珍珠塔走到楼梯边,心思不定,下了几级又回上去,上去了又跨下来,这样上下有好多回;后来把珍珠塔交到方卿手上,再三叮嘱,叫他在路上要当心这干点心。这些情节在名手都有好几天可以说。于是听众异常兴奋,互相提示说,‘看今天陈小姐下不下楼梯,”或者说“看今天叮嘱完了没有。’”乡民们跟着艺人的行为展演一步步走进书情,感受评弹的艺术之美。

俗话说,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尽管评弹演员表演不用描脸上装,但是其面部表情之呈现仍旧是吸引听众的焦点。黄兆麟,人家叫他“活关公”,他起关公角色,眼皮总是向下,要紧时刻,眼睛张大,显得炯炯有神。他说,我们不是做戏,身上是便装,角色起足了反而不好看。角色语言,往往只是开个头,模仿人物腔调。蒋一飞人称“活蒋忠”,喉咙响,声音大,大喊一声,足以惊人。 

  无论是身体形态的演绎,还是面部表情的刻画,都是艺人们对剧本内容的行为展现。人类学认为,人类的行为从结构和层次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范畴,其一是实用行为,其二沟通行为,最后是巫术行为或崇奉行为。沟通行为和崇奉行为都是借助某一种行为以表达沟通者心中的一些意愿。因此,评弹艺人们的演绎行为亦是沟通行为之一种,其要旨在于借表演行为以譬喻人生,借行动来表达其文化理想及其内在意愿。尽管评弹所展示的行为不是原汁原味乡民生活和心理,而是艺术化了的,但是台上所展示他们比起生活更典型、更集中,放射艺术的光华。是贴近生活,经得起观众拿自己的生活与心理来验证的。这些经典的行为仪轨使评弹文本里所蕴含的思想内容更有效地传递给底层乡民,从而使得乡民的知识接收更加具象化、通俗化。 

  (二)依从乡民心理改编书目 

  乡民是评弹的主要受众,也是评弹艺术真正的鉴赏者。乡民对评弹表演的认可度决定着艺人们演出的生计和前景。尽量适应乡民的口味和心理成为艺人们修正表演的重要指标。于是,在演艺界便涌现了《野珠塔》《野岳传》等书目。说他野,是因为他的书路不同于都市正规书场所谓响档们的表演的形式,乡土气息更加浓重,更适合乡民的欣赏口味。上海润余社的创办人程鸿飞,独以《野岳传》著称于书林,所谓《野岳传》就是指不同于其他人的书情结构而言的。他的岳传没有神仙鬼怪,这就是他的编书诀窍。他说:“你想,每逢书情紧张关头,却来一个天神显灵,大数注定,你听的满意吗?书中一定有神仙鬼怪出现,要受他大累。神仙神通广大,但不讲道理,而我们说书,是要讲道理,取信于听众的。”其中在“牛皋退粘罕”一目中,传统的书路是牛皋把手荷叶岭原来是王灵官显圣,才把金邦太子粘罕吓走的。而他不是这样说的,他用牛皋机智用兵的计谋代替了神灵的帮衬。他说:“牛皋粗中有细,情急生智,命部将带五百名兵丁,在后山山麓多点灯亮,摇旗呐喊,布下疑兵之计,他自带三百兵丁在荷叶岭守住。粘罕亲自带兵三千,冲上山来,却上了牛皋的当,怕岳飞叫牛皋诱敌深入,就退下山去。这段书中,牛皋与粘罕的对话非常精彩,几乎每句话都引得哄堂大笑。”他在改造书目时,真正关注的焦点是听客的感官感受和理解认知的路数,把大量喜剧色彩的对话加进去,少了玄幻神灵,多了乡土人性的淳朴。无独有偶,码头老虎沈绣章也是以乡土气息更浓的“野”《珍珠塔》见长。第一书码头——常熟听客对沈绣章很熟,都知道是《野珠塔》,所以他的生意还不错,日场两百多点,夜场近三百人。最后一天都双档剪书离场,我们夜场也肯定爆满。评弹界将这种自己改造书情或者编书称之为“簧书”,簧书的关键是要懂得听众的心理。石秀峰在谈到编书经验时指出:“编书要种根。新编的故事要在原有的故事中“种因”,不让观众听到突然。他说故事要新,人要熟。人名熟,听众关心;故事新,易吸引观众。”无论是野还是簧书,他们的核心在于揣摩听客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艺人们用乡民所熟知的叙事结构或者表达顺序包裹评弹的艺术符号,从而使乡民易于接受这些艺术符号所要传递的内容。在理查德·鲍曼看来,这些簧书的表现是表演新生性的生动体现。新生性指表演过程一个故事的讲述过程或者歌谣演唱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特定的事件特定的场景,这些事件或场景最后又被纳入表演本身当中。新生性亦是表演者故事讲述者或歌手自身创造性的表现。总之,评弹艺人们,通过改编既有书目的书情,使其成为乡民们喜闻乐见的地方性知识,既便利了乡民对评弹内容的理解,同时也强化了其对书中智识的印象。 

  (三)依托日常元素再现情景 

  从根本上来说,表演一定情景下口头交流的模式,会引起对表述行为的特别关注和高度意识。对于表演的人来说,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就是在文化表演事件中引人注目的、公开的表演,与日常生活语境中自发的、非计划的、可选择的表演之间,建构起连续性。这种日常的联系可以使得观众觉得表演所传递的经验更加真切、亲民。评弹作为江南水乡的民间曲艺,在这方面颇具特色。它在表演时尽量融入日常元素,尽可能降低听客对内容的生疏感。首先,评弹运用地域特色鲜明的吴地方言说唱,以其方言的独特性,彰显出与江南地方的有机联系。此外,有的评弹艺人擅长各路方言,为演出着实增色不少。姚荫梅开书第一回听客甚少,他登台付之一笑,说表樊家树自杭赴京,列车汽笛长鸣,沿途上来浙北,苏南、苏北和山东、天津等地旅客,各种南腔北调乡音攀谈,形容过不同身份的男女老少无不惟妙惟肖;接着说樊家树逛天桥,形形色色的游艺杂耍,行贩叫卖,说真方卖假药的大力士,设诈骗局的古董商人,结识江湖豪杰关寿峰父女,初听沈凤喜唱京韵大鼓,夹杂着警察地痞的敲诈勒索,一回书中出了无数人物,是众生相,是风俗画,是运用蒙太奇的手法在评弹书艺之中,可谓口头文学的上品,他以巧嘴独擅胜场。陈云鹏在语言上极有本领,擅各路乡谈(即各地方言)。不仅能说附近一带无锡、常熟或较远的宁波、绍兴的话。而且能说更远一些的广东话。他说乡谈能说得我妻子喷饭,我也笑得立不起来。也有艺人以精彩的口技博得听客喝彩叫好声。比如殷剑虹肚里才学极好,三教九流都能谈一套善口技。在某码头上,有一位剃头师傅对我说,他的鸡叫很像,叫时气往内透,人家则往外面出,他的书在小码头上很受欢迎。张震伯的杀猪口技,从猪被拖到架子上的挣扎声,刀进喉咙的惨叫声,放血时的呼救声,一直到奄奄一息的断气声……叫的层次分明。 

  其次,评弹艺人们在台上尽量还原日常生活情景,将日常生活情节表演得细致入微。据说,李伯康为杨乃武开一张药方,就多次就正于名医生;为杨淑英写一纸状纸,也屡次就教于老刑名者斧正;许继祥说《英烈》,把精力放在表书上,细致的描写,灵活的穿插。人家称他是活口,以“小卖”见长。听人家说,他每天要看不少报纸,当天说书,就把时事、新闻插到书里,效果极好。和听客亲切交流,沟通思想。还有王子和的瞎子是出名的,要学像他很不容易。瞎子有瞎子的瞎形:走路靠明杖两边点地(探路),身子略偏(防碰物),脚步踉跄(吃不准),听话时头部微侧,耳朝声音方向,头颈不能多动,小动作多,如剔指甲,摸胡子等。瞎子面部最大的特征,是眼睛只见眼白,不见眼黑,练起来很难,又不能不练。练时眼睛要用力向上翻,要练得自己看不见人家,人家不见你眼黑。 

  评弹艺人从不同侧面着力再现日常生活,使其尽量给听众一个耳熟能详的熟悉场景,这样才能使听众产生真实感。评弹艺人们熟悉各行各业人物的语汇、熟悉周围的一切事物,做到心中有数。不论对皮匠、补锅匠、船夫、茶艺、浴室工人、农民、和尚、道士、叫花子等等,都做过实地观察。学习他们的举动。宜禁停留在随意看看或摹拟上,而是反复地细心观察,并且进行练习,演小贩用小贩的语汇,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说表与动作紧密相连,手口一致。这种富有日常生活元素的表演紧紧地抓住乡民心理特点:传统乡民文化素质较低,终生处于一个狭小、闭塞的环境中,因而心胸狭窄,目光短浅,言语粗鲁,不好思考。喜看别人热闹、笑话,猎奇心理十足。艺人们用自己的演技让他们熟悉的元素和场景艺术化的再现出来,不仅满足了他们欣赏品评的乐趣,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文艺“美教化、移风俗”的功用。评弹表演利用听觉、视觉交织一起的情景场域,传递着来自说书人的情感陶冶和精神洗礼。

结语 

  在历久相沿的传统社会,一直并行着两条形态迥异的教化路径:知识精英的书本读写教育与乡民日常的口耳相传。完全不同的境遇源自传统小世界和文明大世界的各自逻辑。厘清两个世界之间的逻辑差异,底层民众日常教化的面相才能更加清晰。在社会史视野中,这就是传统小世界的内在逻辑。日常逻辑自然应该在日常世界里理解。毫无疑问,文明大世界的出现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它必然作用于传统小世界。当两个世界相遇时,彼此的错愕、误解和冲突在所难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来自文明大世界的意识会变式地呈现在传统小世界里。因此,选择合理的方式打通、缩短两个世界的距离是思想意识、知识得以流布、延续的正确取径。 

  传统乡土社会,在空间上是在熟人社会,生活上都是互相合作、是天天见面的,是面对面的社群。时间上,历代不移的结果,不但在熟人社会中长大,而且在熟悉的地方上长大。最熟悉的地方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来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可见,乡土社会中文字的传播是间接的,外显口传与行为才是乡民之间交际、表意的最有效的途径。正如学者指出:“由具象符号而生敬孝之心,见诸日常行事,这便是近代民众教化的基本思路。” 

  江南乡村社会中,乡民生活周围频繁的评弹演出几乎成为嵌入乡民日常生活的文化节律,评弹艺人以巧妙的身体动作,婉转的喉咙,把日常生活现象绘声地表演出来,或是将经典世界的角色转换为民众熟知的日常版本。雄壮的事,可使听众荡气回肠,有拔剑起舞之慨。细腻熨帖之处,柔肠寸断,令人起悠悠感叹之思。这种演出,一方面适合民众的经济实力,不费钱,也适合民众的知识程度,富有历史趣味的材料,活泼通俗的口吻,有知识的可听,无知识的也可理解。无论从历史背景还是农村生活习惯,都具有相当之价值。民众就是需要情调和技术打成一片的教育。艺人们通过实践中的包容与变通,传递符合乡土社会的文化逻辑及乡民日常生活的实践逻辑的智识内容,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群体日常生活的审美和休憩的需求。 

  评弹不仅嵌入乡民的日常生活节律,展演着乡民日常的生活元素,同时也揭示乡民知识传播路径,对于乡村智识改进受教颇多。书场与剧场相似,亦具有传布主义与灌输智识之效力,换言之,说书实亦社会教育之一种。不可忽视者也。若说书者自身果有优美高尚之人格,确实可靠之智识,且能于言辞中及面容上圆满表出之,则说书却可以陶冶人心,而成社会教育之一助。从纵的方面来说,是发展他的智慧,横的方面是扩大他的知能。有了相当的智慧和知能,自然便有了解决的能力。总之,江南乡民通过欣赏评弹演出,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来自经典世界的知识化育,生动地诠释着日常共同内乡民接收知识生动过程和内在理路。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04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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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写” 的限度 ——一个大理节庆的
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西非物质文化遗
福建:传承八闽文脉 建设文化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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