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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民歌的“革命史”
2017/2/15 14:16:14 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选择字号:
      由一首首陕北民歌贯穿起的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刚刚在国家大剧院引起轰动,第四届榆林•中国陕北民歌艺术节也拉开了帷幕。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与中国革命结下不解之缘的陕北民歌,再次用她的天籁之音打开我们的记忆之门。
      几千年的民歌历史长河,必须有新的小溪小河不断注入,才能在旧的肌体生发出新的血脉生机。革命,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来了。
      革命,不是为陕北民歌到来的,而是对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摧枯拉朽,但新的革命内容正好为已经危机的陕北民歌提供了新的歌唱题材。可以说,革命,为陕北民歌注入了新的激活剂。
      这是一场陕北民歌的革命,由此诞生了革命的陕北民歌。
      当陕北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时,也在有意无意间创造了一部陕北民歌的“革命史”。
      陕北革命是陕北民歌新生的土壤
      陕北这块土地沉睡得太久了,自米脂人李闯王敢闯敢干将大顺政权闯到北京后,陕北的土地就整整在满清的统治下沉寂了几百年。
      几百年—让陕北民歌焦急地等待的几百年。
      机遇终于到来了—刘志丹、谢子长的名字在陕北大地上出现。“老刘”不比于闯王,“老刘”的革命是在一种思想的指引下是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开始的,虽然笤帚疙瘩红缨枪是“老刘”队伍的主要武器,但“老刘”一开始就和民众打得“火热”,他的根就扎在民众里,是在民众的旱烟锅的对接中,暖窑热炕的“拉话话”中逐渐壮大的。“老刘”也是包羊肚子手巾穿老羊皮袄腰别椿木旱烟杆子活跃在民众之间的,这就为民歌的发生酝酿了丰厚的土壤。这种革命民歌的产生完全是自发自觉的,是在“老刘”也没有料到的情况下诞生的。
      “老刘”没有想到民歌会关注到他,会将自己作为民歌的主要题材。
      刘志丹,是好汉,
      精脚片子打裹缠。
      刘志丹,是好汉,
      不拿架子满和善。
      半月二十常见面,
      和咱老乡好熟惯。
      熟悉是民歌题材的主要来源。这就是“老刘”为什么直接进入陕北民歌的主要原因。“老刘”闹革命是新鲜事,自然不会不引起民歌的嘱目,“老刘”又近距离地生活在眼皮底下,不进入民歌的视野那才是怪事。“精脚片子”又“打裹缠”既唱出了“老刘”和民众的共性化又草根化地点出了“老刘”的个性化。那时的“同志”称谓还很陌生,真正的“革命”在老百姓心里还没有扎下根,他们只是把老刘当作了一个“好汉”。“红云飘飘满天空,陕北又出李自成。千里雷声万里闪,名字就叫刘志丹“。
      此时的民众,对“革命”的理解极其有限,他们只是在旧有理解基础上进行新追加。
      当年的刘志丹忽略了这一点,他从小就生长在陕北民歌的土壤里,他知道陕北民歌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他也就不关注也不阻止地任其陕北民歌自由生长了。他那时已经懂得宣传的重要性了,但没想到陕北民歌的重要性,“刘志丹,闹共产,日走山林夜走川,走庄串户做宣传,穷人纷纷扛枪杆。“不知道利用陕北民歌宣传革命,是刘志丹的失误。但陕北民歌的自觉加盟革命,又是刘志丹没有想到的革命结果。
      我们没有在任何一首民歌里搜寻到关于刘志丹对陕北民歌有意提倡或引导的资料,大概,也与当时革命处于“地下”阶段多少有些关系。但,这种有意地躲闪,并未能逃过陕北民歌的紧追不放。那时,刘志丹的任何一次大小革命行动,几乎都“无一幸免”地被陕北民歌捕捉,有《打开清涧城》、《打寺畔》、《打南沟岔》、《打横山》、《打石湾》等十五首关于刘志丹“打”仗的民歌。几乎是战地小报,几乎是军事捷报,几乎是电传战报。
      陕北民歌,事实上为陕北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全国的革命都处于低潮,中央红军辗转跋涉在雪山草地的日子里,唯有陕北革命却红红火火蓬蓬勃勃地燃烧在陕北大地上。
      燃烧的火种传播离不开陕北民歌。
      民歌手们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他们为刘志丹的革命精神感动,却为民歌的不自觉产生作了铺垫。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在民歌自然的生存土壤上松了松土锄了锄草。他们只为了民歌,在他们的眼里,革命只是民歌的副产品罢了。
      中央红军的到来是陕北民歌觉醒的发端
      中央红军在一张国民党的旧报纸上得知陕北红军的消息后,确定了前进的方向。第一站进入榆林定边的铁角城,这个城是宋代建立的军事堡点,也是军事驿站,它的鸡叫鸣两省的特殊位置,注定了它与军事和战争的无法远离。
      第二站进入吴起镇。
      吴起,早就被陕北民歌注目过,“吴起位于陕甘边,鸡叫一声听四县“,中央红军也正是因此特殊地理位置而入驻的,“陕甘边界三不管,发展革命是源泉“。中央红军的到来,敌人不得不管了,这就有了吴起镇的战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根据地“。
      中央红军听到了陕北民歌。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二十五军上来了(指中央红军徐海东部)。
      一对对喇叭一队队号,
      一对对红旗空中飘。
      中央红军毕竟是中央红军。中央红军听到陕北民歌后反应很敏感。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听惯了山南海北不同地域风格民歌的红军指战员和红军战士,被陕北民歌震呆了。
      陕北民歌的豪放、大气、雄亢、奇强,一下子就和柔婉曼转的江南小曲拉开了距离。尤其在战争硝烟四起的当下,那些妙曼的江南小调实在是脂粉味女儿气太浓了,和强壮奋进的陕北民歌放在一起,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喜欢陕北民歌的。
      和陕北游击队不同的是,这支正规的中央红军尽管经过长征的围追堵截,一大把胡子没顾得刮,满窟窿衣服破洞没来得及补,满身子虮虱抖得遍地都是,满脸菜色掩不住面黄肌瘦。但他们中有大学者,有高级知识分子,还有那些满脑子装满西洋“小溪里蝌蚪”的音乐家,他们一下子就被陕北民歌抓住了。他们中西古今的音乐档案全被调出来后,最敏感的那根神经被激活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么偏僻的土地上竟然会生长出如此美妙的歌声,他们未来得及清洗一把吴起镇战斗留下的灰头土脸,就铺开马兰土纸在膝盖上急速地用“阿拉伯数字”记录这些“揽羊嗓子回牛声”。他们兴奋地互相传唱着,他们夜晚就在如豆的麻油灯下回复自己白天的记忆。
      毛主席也听到了陕北民歌。
      伟人毕竟不同于凡人,他将民歌和战争联在一起,将民歌视作武器。从武器的革命到革命的武器,就是从这个时候在伟人的心里发芽的。当然,生根开花还需要更多的气候、温度、阳光等一系列条件。
      陕北民歌关注的第二个主要对象出现了。
      二月里来刮春风,
      江西上来个毛泽东。
      毛泽东势力众,
      他坐上飞机在空中,
      后带百万兵。
      陕北民歌唱红了“老刘”,唱来了革命,现在又唱来了中央红军。陕北民歌感觉到了自身的功劳,自觉地感受到了自身的存在。陕北民歌一改过去滞留在男女感情间的徘徊脚步,大踏步地向革命靠近。
      步伐走得最快的是李有源。
      这个地道的佳县农民,从自身生活的逐渐富裕中,感受到了革命带来的温暖。初冬的一个早晨,李有源掮着一副桶担进城,快到县城时,忽然看见前方一片彤红,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佳县古城,照亮了陕北高原,照红了祖国大地。走在大山圪梁上的他周身的热从心底里一直涌上来,涌到喉咙口的时候,他已经不能不张口了。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
      他是人民大救星。
      为了唱得顺利,他来不及编新曲,他干脆借用了当地流行的原为情歌的《骑白马》曲调—这样,不至于因为编曲的阻隔而阻隔了歌词的顺畅出笼。
      这首民歌不得了。
      这首民歌揭开了一个世纪的序幕,这首民歌创造了一首歌演唱频率的世界吉尼斯记录,世界上从来没有一首歌被这么反复地持久地被一个国度和数个国度同时间反复地演唱过。
      这首歌是陕北民歌。
      这首歌是陕北民歌从无为走向有为的真正觉醒开端。
      这首歌是陕北民歌手自己创作的,还没有后来“改编”的加入。可它为后来的“改编”踏出了一条新路。
      “旧瓶装新酒”是革新的最初嫁接
      中央红军的到来,让陕北民歌很快纳入议事日程。
      知识分子们在陕北民歌面前低下了谦虚的头颅,尤其那些音乐家们。
      抗战爆发不久,音乐家吕骥从绥远来到延安,直接发起搜集陕北民歌的号召,1938年夏天,在他的主持下,延安成立了“民歌研究会”——陕北民歌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他动员鲁艺音乐系的学生开展民歌搜集工作。1941年,吕骥主持成立的“中国民歌研究会”正式更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几乎同时,鲁艺的戏剧和音乐两系合作组成三队分头到阎甸子、二十里铺等地搜集民歌,此后,又分别沿黄河两岸赴米脂、绥德、清涧、佳县等地采风,著名的《移民歌》、《黄河船夫曲》就是当时在佳县、吴堡等地收集到的。
      这些工作是一种信号,它传达出了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对陕北民歌的态度,这个态度是积极的,是提倡的,是想收集后整理并发扬光大的。
      民众本来就热衷于民歌,再加上政府的积极姿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边区传统艺人的重视和尊重,对怀远说书盲艺人韩起祥“成为解放区民间说唱艺人的一面旗帜“的首肯,使陕北民歌的歌唱迎来了革命化的高潮。 

      这期间,群众自发的歌唱作了先导。 

      1943年11月,大半生当牛做马的孙万福不仅翻了身,还带头劳动致富,踊跃支援抗战,被推举而光荣地出席了边区劳动英雄大会,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代表党中央宴请全体劳动英雄,这个虽然贫穷但从未掉过半滴眼泪的倔强汉子,抚今追昔,泪水滂沱,拉着主席的手说,“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都是您给的。没有您,我们这些穷汉趴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他现场即兴高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高楼万丈平地起, 

      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 

      他没有酝酿,他来不及酝酿。在那样一个隆重而热烈的场合,在一个群体参加的大会上,他原本是不会想到歌唱的,但他憋不住了,热泪和歌声一齐涌上来,像滔滔滚滚的黄河水一样无法阻挡。当然,这些歌词或许在他的旧日记忆里曾经浮起过反刍过,但,用什么曲子他大概是从未曾盘算过的,尤其在这种刻不容缓的场合,过去熟悉的曲子是最好的选择。慌不择路,是常有的事。本来,《光棍哭妻》是一支悲伤哀婉的曲子,但此刻喉哽,顾不了那么多了,就一发而不可收。好在,有激情的喷涌,有感恩的推波,有酬答的后撑,竟将一支哀婉的曲子唱得大气磅礴,排山倒海。也因之而让一首曲子一改初衷而顺流直下,面目全非了。现在,我们重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早已荡尽了《光棍哭妻》的惨厉和忧愁,而以昂扬饱满的颂歌形式大行于世了。 
  
      可见,曲是曲,还在于唱,某种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情绪可以改变曲子的主题。 

      旧瓶,完全可以装新酒,瓶子洗不净,或许偶尔可以嗅得见昔日陈酒的味道。瓶子洗净了,不留任何残质,新酒就完全远离了旧瓶的味道而改名新酒了。 

      从自发到自觉是改编长效机制生成的必由之路 

      革命民歌,是陕北民歌发展历史的又一个高潮。 

      形成高潮,需要氛围。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是营造氛围的最直接导引者。 

      各种搜集民歌的行动告一段落后,就开始整理。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对陕北民歌的保存和弘扬功莫大焉。他就是何其芳。 

      这个曾因诗歌和理论驰名中国文坛的文化名人,一头扎进陕北民歌的海洋中,和张松如、程钧昌、毛星、雷汀、韩书田们一起,筛选出了四百多首陕北民歌,于1945年由晋察冀新华书店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一项非常严肃而科学的工作,无论就积累民间文艺的材料和提供优秀文艺读物来讲,它都是一部难能可贵的选集“。 

      这是陕北民歌从口传形式到书面记录的第一次转变,是陕北民歌迄今为止能见诸于纸面记录的第一本权威集子,它的首开风气,独领风骚,分类标准,体例格局,是陕北民歌发展历史的里程碑界石。 

      文人的介入,知识分子包括文学家和音乐家的参与,使陕北民歌的新高潮快速到来。 
 
      汪庭有,本是一个农村木匠,受陕北民歌的氛围熏染,开始练习编创陕北民歌,以此来宣传革命。因为成绩突出,当选为边区文教英雄,走到边区政府的领奖台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奖励。 

      他的代表作是《绣金匾》。 

      正月里闹元宵, 

      金匾绣开了。 

      金匾上绣的是毛主席, 

      领导的主意高。 
   
      这支歌曲一出,唱红了全陕北,唱红了解放区。汪庭有也因之而一举成名。 

      这支歌也是嫁接,它原来的曲名叫《绣荷包》,虽然都是“绣”,但绣的内容不一样,歌词也大相径庭。前者是为“丈夫”绣,后者则绣的是“毛主席、总司令、子弟兵”。视野更宽了,境界更高了,所以传播速度传播范围也就更快更广了。 

      陕北民歌全国化的嬗变过程 

      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陕北大地上,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喝了洋墨水的大知识分子,农民们高兴喒了,他们十分乐意地将自己口传了多少代的老民歌旧民歌唱给这些敢于弯下膝盖深入生活的留分头插钢笔的“学生”。 
   
      音乐家安波是最认真也最虚心的一个学生,他把“臭架子”卸得一干二净,和民歌手大爷睡在一个炕上,吃在一个锅里,走路学,吃饭学,上茅坑也学。他学得快,消化得快,没多久就从“学生”进入“民歌大王”。他用《打黄羊调》创作的《拥护八路军》一炮打响,在1943年春节拥军演出中获得优秀节目奖。 

      正月里来是新春, 

      赶上猪羊出了门。 

      猪啊羊呀送到哪里去, 

      送给咱英勇的八路军。 

      曲子是陕北民歌的原曲调,词已经是纯知识分子的创作了。但知识分子的创作基调没有脱离基本民众的陕北民歌感情,所以它才能够获得成功。它的出发点就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一面”,群众的生活,群众的口语,群众的感情。 

      头开好了,民众认可了,民众跟着传唱,这就得到最大的成功了。 

      成功的典范带动了一系列新民歌的诞生。贺敬之的《秋收》、《歌唱我们的解放区》、《南泥湾》,张鲁的《有吃有穿》,高敏夫的《崖畔上开花》,张寒晖根据《推炒面》改编填词的《边区十唱》等接踵出笼。 

      李季走得更近。 

      李季当时任《三边报》社社长,得天独厚的三边环境,让他得占先机,在大量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创作了民歌体新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就登在油印小报《三边报》上,随后又在解放区最大的报刊《解放日报》上连载,轰动效应的硝烟弥散在整个解放区上空。陆定一在《解放日报》上首先评价,“我以极大的喜悦读了《王贵与李香香》,它用丰富的民间语汇来作诗,内容和形式都是好的“,它为新诗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茅盾认为,“《王贵与李香香》是一个卓绝的创造,就说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似乎也不算过分。“ 

      它的成功,已经不只是陕北民歌的成功,也是新诗创作与发展的成功,它将陕北民歌的全国化进程推进了一大步。 

      改编是陕北民歌的一种方式 

      将秧歌改编为“剧”的方式,是中国文艺史上的独创,也是世界文艺史上的独创。 

      这是有感于秧歌的“闹红火”喜庆仪式,再加上陕北民歌歌词内容的民众基础,还有“剧”的民众聚集方式和观看习惯,三位一体的陕北民间形式基础上的普及化和大众化的文艺形式推进。当然,这之前也曾有过秧歌剧。最早也叫“套子秧歌”,“大秧歌”,包括几个曲子,如《掐草帽》、《花花轿抬亲》等。 

      《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眉户调的秧歌剧)几乎姐妹般地在边区舞台上上演。 

      这两个秧歌剧创造了万人空巷的记录。 

      当时的延安及整个陕甘宁边区,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各色人士,他们有来自中央红军的五湖四海的官兵,有来自孤岛上海的精英艺术家,有来自文化之都的北京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有来自雾城陪都重庆的爱国人士,他们都聚集在宝塔山下延河之滨。他们一下子就被这种始于民间成于新文艺工作者的秧歌剧震撼了,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坐在台下和含长烟杆的农民一起观看《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他们没有地域的隔膜,没有文化的差异,他们一下子就直接走进陕北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深层地带。他们是忠实的观众,他们和陕北农民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从解放区一直走向全国。 

      延安文艺的方向,就是中国文艺的方向,这种方向并没有因为全国的解放而终止,相反,更加宽广而坚定。一直到现在,我们提起文艺的方向,依然无法偏离“讲话”的精神。 

      “讲话”是伟大的,也是持续的。 

      “讲话”的起草人制订者喜欢陕北民歌认同陕北民歌,也从陕北民歌中吸收了很多有益的营养。应该说,“讲话”的出现和弘扬,有陕北民歌不可磨灭的一份功劳。与陕北民歌的参与革命、英勇献身是分不开的。 

      千年的老根黄土里埋,时间太久,再干旱的土地也会将老根逐渐地朽化。 

      陕北民歌,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革命,做了陕北民歌新的造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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