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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丙安:中国社会转型中传统村落的文化根基分析
2018/5/25 11:37:45 来源:民俗中国微信公众号 乌丙安 选择字号:
        我这个老人,没有什么太惊人的故事,都是普普通通山野间的故事,因为我来自民间,最后可能走着走着还走回民间,我这一生就是做民间工作的。当听到社会学界最近几年都在热烈地讨论顶层设计的时候,我曾经很着急地想着,谁能跟我一起做做底层设计啊?大家都趋之若鹜、锦上添花地去讨好顶层设计,我总觉得,这等于在制造空对空的导弹。我们在中国大地上走一圈,随便旅游也好,考察也好,或者只要回到你们家乡去转一圈,你们就知道,那比所有的顶层都更值得人们关怀,因为它们是底层。中国这个底层在全世界是最大的。习主席可以在布鲁塞尔跟欧盟对谈,欧盟整个加起来也没有中国大。所以我们国家是被世界关注的一个国家。我们的民族呢,又是那么古老和伟大,人口众多,资源雄厚。现在我们走在世界前列了,过去欺负我们的,现在也都来找我们帮帮忙,救一救他们。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山山水水的背后,沟沟岔岔里还是那么穷!有的地方想喝一口水都没有——至少在宁夏,一大批生态移民的孩子都喝不上水,小毛驴喝的是污染了的水。 
        所以今天我讲的题目,对我们的国家和今天的现实来说,应该是社会学里面比较沉重的话题。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但是这个社会转型很不容易。不像我们有的年轻孩子说,我们很快就转成现代化了。反正至少咱们90后的孩子现在是在这样转型的(挥手),这是什么姿势呢?达人秀的时候,中国好声音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一片地欢腾,一片地激情,“我爱你,华仔!”。我真的为你们高兴,因为你们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我生在军阀时代,长在抗日战争时期,长大懂事以后,又经历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我们是在战争和动荡中过来的。当你们听着重金属音乐的时候,我是被重金属把耳朵震聋了。但是我也喜欢,我也要摇滚起来,要玩微信,我也是要赶在前面的。 
        1985年我在日本玩上了电脑,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个文科教授见过电脑。因为我在日本去讲学的时候,第一堂课讲砸了。那个时候日本正是第二大经济体,是他们最辉煌、最牛的时候。索尼、松下争着上,满街都卖的是小录音机、照相机等等。第一堂课,东京大学请我讲中国神话学。日本没有一个教授是研究神话学而成名的,因为日本的神话是天造大神的神话,那是皇家神话,很神圣,不能掰开揉碎了讲,因此他们都只研究西方神话学。我去讲神话,讲了三皇五帝及其前后,讲了女娲造人。女娲造人跟埃及的哈努姆造人,或者希腊神话里的造人都是一致的,中国跟古印度的神话,文化上是共通的。所以他们很希望有神话学者去给他们讲,结果第一个提问我就输了。一个日本的博士生站起来就说:“乌老师,您讲的我都听了。但是关于造人的神话,两周以前法兰西科学院有一位布迪厄博士,他写的一篇文章跟您的观点不完全一样,您怎么看?” 
        我输就输在我不知道有个布迪厄,更不知道两周前有这篇文章,我讲的完全是19世纪我看到的我们国家的资料。我只能说我下次课回答你,但我心里想,下周我到哪儿弄这些资料去啊?出来以后,我对带我过去的人说,我请两周假。你必须告诉我,你们的电脑中心哪儿最好,哪儿能速成。他说,金泽大学。我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在那里的电脑面前耍,回来以后在东洋文库租了两台电脑。第二次课,在回答这个同学以后,我告诉他,除了布迪厄博士以外,大英博物馆的一位教授还提出两个问题。这就是我由一个封闭落后教授,一次性走进了电脑,并且一头扎了进去。日本的信息传播很快,两周前的文献资料都有索引,于是我才发现了浏览与检索,才懂得什么叫信息高速公路,为什么要进入信息时代。我从这里说起,我们输了!我们的封闭和落后输了!再不转型,我们真的完了! 
        现在我们的经济转型之快,社会转型之慢是必然的,从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北京、香港,一直延伸到山山水水、沟沟岔岔里边,原始社会后期的东西还在!这就是中国。我去了很多少数民族兄弟的地方,那里还在用巫术指导生活,满族萨满术的跳神,我都知道而且跳得不错,也会跳得口吐白沫。但是我看的是应该如何从口吐白沫的巫师那里,转型成为现代化的社会。所以我研究民俗学,是眼睛向下,脚踏实地去做。这个步伐太艰难,经过这些年的磨炼,包括重金属给我的激励,使我不能在那悠闲了。我们国家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坐在村子里头,我一点没想起这就是第二大经济体。不是那样,我脑子里有数的,差距太大了!所以我们才出现梦想,或者不要想只有梦,但是这是必须的,不能不这样做。所以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社会转型中传统村落的文化根基分析。我只是提出问题,或者提出一些设想。没有过多的理论,只想谈一点实践中的问题,供大家研究,或者说供我们共同交流。因为无论民俗学还是社会学,在国际和国家研讨中的直接交流做得很差。我们民俗学界的学者有很多的发现,有很多的创造、创新,但是缺乏走出去交流。国际有个词叫做“移动效应”,就像阿里巴巴一下就跳到金融行业,打败一些银行家,学科之间也应该这样。我在国际上常常看到,一个团队有社会学家、生物学家、动物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再加上经济学家,几个人在一起,非常和谐,一次性调查,一次性研究,一次性结论出来。我们现在是民俗学者自拉自唱,我们叫“梅派”,“荀派”我们不听,“程派”不听,“四大名旦”都各自越来越有发现,各有特色。 
        我不客气地批评了一次南开大学的会议,因为一上午的交流,就是几个社会学家在自拉自唱,每个人讲几个概念,第二个人上来要否定那几个概念,又加了一些概念,从概念到概念,最后都在为国家顶层设计出主意!但是这么出主意,大概顾此而失彼,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我们需要交流,我今天就是来这交流,不是说民俗学就是解决问题的,而是说民俗学的困惑要到这儿来解决。如果我们这边也有困惑,也许我们能解决。

一、宁夏山区的生态移民村———谈社会转型中的生态危机 

        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个跟社会转型密切关联的重要课题,那就是生态危机。因为我谈的文化根基,是在生态基础完好的情况下讨论。一旦生态危机到了最极端的时候,文化传统就自动地被消灭了。所以生态危机和社会转型密切关联,如果我们所到之处琳琅满目的都是生态问题,到那个时候唯一与社会学有关的就是宗教信仰,到时候我们的社会学就只剩下老天爷了!以前面提及的宁夏为例。在固原山区的一个生态移民村,搬迁之前曾经有很久远的文化,有自己村落社会特有的穆斯林宗教信仰和农牧业,这是他们的文化根基。现在在固定的日期内都将被迁移,包括留守的人。生态移民是尽量不遗弃什么人,但尽量遗弃一个故乡。吃过最后一顿饭,明天就要启程,105万人,要迁到八百里以外的地方,不知道未来的家在哪里。但是现在他们只有岩洞和干旱,枯井里打上来的水都是苦的,他们用水罐饮羊放羊,羊又要把这个地方所有的植被吃光,这就是“一方水土已经养不了一方人”了!但是他们的信仰由衷———他们在礼拜之前小净、做仪式,文化根基依然深厚,信念依然还在支撑着他们的生活。我很敬仰这些乡亲们。 
        第二天出发的时候,有很富裕的一家,临走之前把新盖的房敲掉,把门窗拉走。不知道他们迁到新村的时候,会不会怀念门前那几棵参天大树?有一位西沟村的妇女叫马梅,眼看要上车了,却忽然离开院子,往前走走,跑回来继续转,三次离开,三次回来,于是又一直哭。热土难离!她17岁嫁到这里,10年前丈夫去世就埋在这里。有什么东西牵挂着她?常常有些村领导说,我们这里都是一搬迁就走,一点不想念这个鬼地方。我不信!他/她有牵挂,即便到了那个新地方,也宁愿死在这里,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故乡。 
        这就是传统带给农牧民的东西,他们有自己的愿望和向往。搬出去的每家必须要交12800元的搬迁费,每套安置新房是50000元,除去中央和地方政府补贴以外,每户还要交12800元,要筹措各类东西。至于他们的目的地,我觉得像一个兵营,反正不是“新村”。因为新村还是村,还是小农那样的,农牧户那样的村,望穿我的老眼也没看见树!宣传资料里讲新村建有整齐划一的新房,水、电、路、卫生室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只是我加了一句“没有提到文化设施和精神家园!”他们到哪儿礼拜去?小学离这里多远?要是这样搬下去,宁夏距离真正的转型太远了,所谓设计出来的现代农村只带有基本安置的色彩。或许主管领导谈话会说,“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出来。”不错,支起一个临时帐篷,只不过能多住几年。可是,我们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学家,农业民俗学家,我们怎么看这一切?这算是我留下的一个小题。  
        反过来再看,生态移民背后,黄河流域真的只是生态的问题吗?否则怎么就把这一批老百姓从祖祖辈辈的村子里头带到这个地方?这些人早晨起来,还能从窗外望见他昨天离开的那几棵大树吗?甚至于那些孩子,大人们曾经都是问他们,树多高的时候,你多大?现在你比树怎么样?这就叫怀念。搬迁之后是不是还有地种?过几年树木会不会重新覆盖新村?这都是未来的课题。现在有不少新农村的设计者、村官们,常常说我们未来的新村就是一片公寓,不要平房!而且以人民的名义告诉我,大家都想住楼房,像在大城市一样!可是在一个德国小村庄,60多户人家,还住的是平房。他们告诉我,房屋是17世纪保存下来的,但是里面享受的是最现代化的装置,用电炉做饭,煤气取暖。他们的村子有3户人家的面包做得最好,在法兰克福也买不到。那让他们很骄傲,而且周围大城市的人都想在他们这里买房子。他们回答说:“对不起,我们这儿没有土地指标,你们来可以住个人的小旅店。”这些17世纪的老房子现在依旧非常美,外观却无太大变化,祖祖辈辈在维修,国家资助在维修,福利待遇还在维修,十分坚固。所以他们不梦想住楼房。如果离开村子,到海德堡,会发现整个城市没有一栋同样的楼,色彩缤纷!你走到哲学家小路上,无论是城市,还是小村庄,家家户户都过着现代生活,孩子们都在外边上大学、上中学,那不是现代吗? 
        而我们的村官常常告诉我:“乌老,我们盖成楼了以后,用不了多久,我们把沃尔玛、家乐福引进来。”可是那个引进来是农村吗?沃尔玛至今还没有到一个村呢!如此设计,所有人都过上大都市的生活了。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没有了农牧业,只能做小买卖。有一对夫妻,因为是新婚夫妇所以到了新居能住一间新房。可是,两口人一家是45平米的房子,9口人一家也是45平米,这就出现了迁居前突击结婚的情况。所有的房子一模一样,分配还是绝对平均主义起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划,怎么能进行社会转型?现代思想是个别化的,多样性的,而且大家都很满意。这很难,但我期望做到。 
        真正的彻底的转型,还需要有精神家园。经济高速发展、人口膨胀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令民众生存的空间快速收缩,西部生态恶劣地区难以承载人口压力,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由于接纳能力有限,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成为生态移民。文化生态根基破碎了,可持续发展断层了,一个非传统社会的典型村落和基层社群是很难正常地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这是危机,因为它因失去传统文化而变得中空。那么在这个中空状态下过渡到现代社会是个什么文化呢?我已经找到了样本,这个样本就是完全曲解了现代,而用现代化的物质享受满足痞子的野蛮愚昧。所有的事情总是“一次性到位”,于是出现了你们看到的、每天报纸上案子里边出现的那些事情,我不愿在这里讲恶性事故了。 
        生态移民迁入新村后,其文化生态和精神家园将如何移入和传承,这是我们这个千年来文化根基之上的古老农业文明进入转型期时最迫切需要回答的。这不是破“四旧”,把它们全部扫除就成了现代化。现代化必须与传统文化有一个相当长的重叠期,相当长时期的异质文化的共享。既有传统文化,又有现代化,就像我喜欢我的现在和喜欢我的过去是一样的。这个重叠很重要,但却被切断了。 

二、千年瑶寨的旅游开发———谈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另一个例子是广东清远的瑶寨,这个村子代表了很多少数民族自己的原始形态,或者原始农业形态。这个千年瑶寨原来人迹罕至,它的消亡,使我们重视了它。现在这个寨子,古代最高的时候是5000人、500户,现在剩下几十户,还是生态移民送到山下来,在这里参加旅游业,变成用来旅游的一个村。 
        为什么有一部分人不走呢?因为这个寨子最后一代的瑶王,当年的土司还活着。他们在这里守着祖宗坟,在盘王节祭祀他的祖先盘王。连南县,山连山,所有的山都在向中间瑶寨这个山的山顶拜祭,800多年以来这是最神圣的一个,如同老古董一般:石头屋子、石头地、石头路,还有瑶王的石墓。它经历过历史的动荡,有文化大革命的遗迹,只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了,然后留守儿童变成了旅游宝贝,来的人都跟他们合影。他们也知道要“两块钱,照一次两块”,很“现代”。我还吃了瑶王一次苞米,边吃边聊。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瑶王)是连南县的政协委员,由毛主席接见过。他就在这里给游人们讲盘王节的故事和神话。他的孙子、孙媳妇都守在瑶寨里讲瑶寨的故事,引导大家,他们老家的仓库都是国家级的文化遗产。然而现在这个寨子给大家跳舞的,很多是移民移到山下的。他们从远地来,有的坐拖拉机上山来,但每次旅游他们都早早到那儿,为的是假装都在这里住着,晚上下班回家。山上还是留守的人照顾。有一次我早晨起来去的时候,他们还没到,以为乌教授不会来这么早,弄得很不好意思,不过我说我很了解他们。 
        我现在有一个官方的职务,就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中央来的人,虽然我自知是一个普通老头。我去考察他们的文化根基,发现瑶族几百年来的文化一点儿也没丢!从祭盘王的祭典到所有舞蹈都是原形态,只是后来获得了资助,增添了一些漂亮的服饰。一个小小的瑶寨拿到了4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财政立刻到位了,旅游总局叫开发,我们就按住了,不行,不能开发。遗产就是遗产。在这样的斗争之后,实行了半开发,半保护。这个村子就这么活下来了,虽然属于很奇怪的一个类型——每天回自己古老的故居去表演舞蹈,一天下来能挣不少钱,年末还有分红。 
        按照瑶王的说法,这个村子今后要是世世代代都这样,他们就富了,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根基很厚,旅游也是转型的一种形态?我担心,这种文化旅游不像自然景观可以多次参观,以后怎么办?我们作为社会学家、民俗学家,怎么样对待这样的瑶寨,包括侗寨、辽寨,周边的赫哲族、鄂伦春族,海南岛的黎族等等都有这个问题。每一个民族现在都是国家级的,甚至世界级的人类遗产,但是他们的寨子下一步怎么办?旅游将会世世代代吗? 
        社会学、民俗学研究最根本的是社会中的居民,所谓文化的承载者。文化首先是其本身的需求,不是专门卖门票。过去我们祭祖,外人都不许看,现在我们变成一天祭3次,这老祖宗在天之灵要唾弃我们!所以不能过度开发!盘王节一天可热闹,赚了钱,结果平时耍歌堂的节目也都一样了。所以我们常常感到这是一种困惑,像这种类型,我们要去调查,为他们做一个民族志,或者是社会转型的解剖。从民俗、地方志到地方史,能完美地记下来,然后分析,找出未来的前途将会是什么,转型成什么样才是现代社会。就像苗瑶两族都是世界民族,这类民族要好好研究。 
        留守在山上的少数几个有练长鼓舞的,每天那些大队伍下山回去以后,如果旅游的人不走,这些人就在这指点和唱跳,旅游的人都可以跟他们学。村里还有些有名的老歌师,但是孩子们缺乏传承,他们上了小学、中学就按照简谱,照着一个样板学。从这里可以看到现在的瑶族原生态和原形态已经发生变化了。旅游开发后,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旅游局给盖了一个大牌楼,上面挂着条幅“中国瑶族第一寨欢迎您!”——如果说保护瑶族的传统文化,我们不需要盖这个。再有一个例子,就是每天旅客来了都在门口敬酒,民俗已经变成旅游的礼节了。许多传统的村落虽然农业生态衰微了,但文化生态根基还非常深厚。这样的村落正在逐步地转型,但是旅游是不是就是终结?现在有很多文件和政策,要尽最大力量通过市场开发地方特色文化。这个很厉害啊,同时也是违反非遗法的。我参加了非遗法的制定,第26条、37条也都是讲一定要合理利用、保护的情况下,有限地开发。 
        不可以无限地开发!因为等到瑶族的这点舞蹈越来越现代化,它的文化根基就没有了,也没人来看了!就像我们傣族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是浴佛节,现在就像洗澡节,变成每天每日泼水节,全天候地在那儿泡着。全世界所有佛教的国家是绝不再来我们缅寺里拜祭了,人家会认为他们是在玩佛爷。这就叫开发。现在我们中国的旅游开发已经没有节制了,不知道哪一天开始,我们所有旅游的地方古老的舞蹈都露肚脐了。翻遍所有文献、所有老照片,拿显微镜也找不着、查不出来她们的肚脐在哪里,现在一去,全都在那儿。 
        我哀叹,怎么办呢?我们在巴黎看完了脱衣舞,到这儿又看我们每个民族的脱衣舞。这就叫现代化吗?这就叫现代转型吗?大概不是!日耳曼古老的东西,很单调,但人们还喜欢,那些人喜欢摇滚,但同时喜欢传统。日本的小村庄里头,都是在炊着糍粑,他们头发染了,但是过节的时候又染回黑的,工作的时候穿回和服。用他们的话说,传统和现代化是融为一体的,这是日本半个世纪以来,保护社会转型中文化遗产的成果。大家到日本旅游,村路上供着的小神,不是故意表演给人看,而是从爷爷辈就供着的。码头观音、小土地庙,一问都是几百年前的,明治维新前就有而不是现代化的。 
        我的第二个职务是国家住建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专家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有批准传统村落的生杀大权。遗憾的是,经我手的3000多个村落,即使国家给挂了牌子,也是有可能拆了的。我们的统计是近十年,已经有90万个自然村没有了,平均每天300个自然村以各种各样形态被消灭。有的是征地,甚至老人躺在挖掘机下面抗议。人家又说:“你们怎么这么落后,这么顽固呢?”“给你现代化还不行吗?”“给你盖楼还不好吗?”“这小农给现代化拽腿啊!”这都是忘却祖宗。 
        我作为一个老人有点怀旧,但我觉得我们曾经研究得出过结论,传统不是这样被消灭的。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大的社会转型中,前一个社会应该是光光彩彩的。欧洲文明也经历废村,但是他们对农业文明非常尊敬的,没有那些就没有后代的产业革命,就没有现代的城市和农村,农业文明养育人类,繁衍后代。我们又怎么对待我们自己的?从国家领导人到每一个学者都在讲,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贯通古今,可是我们现在怎么那么看不起这个自豪呢?怎么那么看不起这个壮观的五千年了呢?你要给它一个尊严!不能一下就拆掉一个村子,一下就毁坏一个村子,而且不停地咒骂村庄这么落后,农民这么坏。我们这个繁荣的、震惊世界的中华农业文明,能不能体体面面地,让全世界、让人类尊敬地,慢慢地离去? 
        怎么不行呢?别以为有一个大上海的样板,各地就都要是个小上海。脑子里要有一个重叠型,异质文化共享型,这种转型过程相当长!你到黄土高原看看,那个莜麦还得一小块一小块地割,心中有数。现在人们想起生态农业又把老农请回去了。我认得昌图县的几个老农都是种庄稼的能手。我去见了,问道,“老哥,你忘了我了?咱俩一起并肩,我在农村九年嘛。咋样?”“我现在不错啦,城里把我请去啦,叫我帮助辅导,办培训班,说我是生态农业专家。”原来老农的那一套,就叫生态农业,还告诉他,给你指标,土豆要大的也有,小的也有。要三棱八瓣的,不能一个模样的,转基因那种一样的东西不能生产出来。他说你放心,我那萝卜有三叉的,有四叉的,肯定生态的。我都能给你弄出来。我到山西,一些老农跟我说,哎呀,笑死人啦,还叫做生态农业呢,我跟我爷爷、我奶奶,我们种庄稼就那么种的。我一想,可不就是么?真正老把式的老农是被看不起的小农经济的主人,我却看不起你的现代化——一个无知、愚昧外加野蛮的现代化。所以,我在民俗学界一直在讲,不要盲目崇拜现代文明,现代文明一直跟现代野蛮是孪生兄弟。 
        传统村落,有三大标准,第一是村落里公共文化设施是否完备,村民们有没有公共文化。要有一个场所,传统文化能在这儿展示,能活动。过去绝对都有展示传统文化的地方,比如祖先祠堂。再一个是传统建筑的比例,不能是拆了再建的假古董。第三个就是文化遗产。我就提了,不对,还应该增加第四个,第四个就是传统的村落社会。社会传承、社会机构和社会结构的传统性。我们这么大个工程,国家级的,非遗又是国际级的,但是所有的评委里头,没有一个社会学家!我一直呼吁在那里指手画脚的专家,其中也包括那令人非常尊敬的“砖头家”和叫喊的野兽的“叫兽”在内——他们是搞古建筑的,照片往上一弄就可以评了。我说从文化角度看,不对!这片古建筑怎么周围草长那么高?原来是空壳,周围都盖新房了。照了中间这块奶油,再扩大一点就漏了。但是这里边得活态的,得有人住,按百分比15%以上,最好是25%以上。我还在呼吁,社会学家得进来,专门要考察这个村落的传统结构还保留多少。如果已经完全打碎了不行。所以要关注古村寨遗址的活态保护,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传统文化形态传承,可持续发展等等。 
        东部发达地区的古村落群,评上中国的古村落就能一步登天,每年的分红都不得了。在深圳的下沙村,所有深圳里边的企业家都达不到农民的水准。因为深圳的开发,把这个小村子吞没了。现在留着两座古祠堂,谁也不能动,因为这是黄家的。周围老实百姓的村子,全拆了。就留两个大祠堂,是老哥俩的宗庙,于是在这些现代建筑的中心盖了个大博物馆,把黄家所有的古文物都放在里头,有的都已存在国家博物馆。 

三、山西后沟村——一个民俗文化遗产抢救的示范

        在山西发现的另一个类型,这个我敢拍胸脯,是我跟冯骥才发现的。后沟村,500年。最后的结论500年是用娘娘庙前边一棵老柏树为依据。我们请来植物专家算树龄,最后得出500至550年。但是我看了娘娘庙的那个被打断、打碎的碑,一个字一个字,洗出来,抠出来弄,那里头有娘娘庙重修记。就是重修的时候栽的这棵柏树,是这个500年,里面提了一句,庙记久远,不可考证,说明比原来还早。我估计是宋代左右,但是现在就得按天启年算,碑上有说明,应是明代。 
        黄土高原一个村,全村75户,张韩两家,一直没有发展,也没有删除。所有庙宇的捐款全都是韩家、张家。这个村子除了大宅院的门外,都在窑洞里,从大宅门进去,窑中套窑,冬暖夏凉,非常美。这个村子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一进村就有两座庙。进来里边一瞧,75户人家18座庙———有文昌阁庙,有魁星楼。这个村子如果没有人中进士,是不敢盖这个庙的。一路上看它古文化的浓厚,越看越吃惊,最后终于找到皇帝给诰封的,给官不做的一家人家。那里的匾额都逃过了文化大革命,拿黄土泥全都抹上,垛起来。文化大革命完了以后,洗出来,挂上。所有的天地神,木头神龛,墙上的砖雕,美极了的一个村!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村应该研究,他们种的豆子有五六种,北方都已不种。我们研究农业村落社会,去了以后都不知道这种豆子是什么,两种豆子都是黑色,却不是一种叫法。枣树有8棵,据说是给康熙进贡的枣,后来乡长给我寄了十几个,我供那磕了三个头说,贡枣,真正的贡枣,现在还在,时时都在。我上到黄土高原的山顶,把村子的风水图全部恢复。我说你水口在这,河在这,西北有块山,你们不开没有大门。他说我们开了。祖先开的。我说你们门外应该是缸房,造酒的、造醋的,这是风水的基本格局。天门一开,那边生财有道,所有买卖都在那儿。这个门进来才是居住。取水地方是在东南,风水搁这儿来。导游姑娘就说啊,我们是个有风水的村庄,我其实是破译了一个隐居村,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村——就是高官不做,精致地策划了山西北方这么一个农业村,务农为业,世代传承,有着诰封,因此农具最全。打开了东厢房一看,我一下傻了眼,整个华北的农具品种都在这里。找出了一个快要失传的、打夯的,我就唱,开始起啊:“王母娘娘下凡尘啊,呃呵呃呵呃……。”那个老爷出来,“哎呀,你还能弄这”。我说,“你们家的宝贝啊!现在再也找不到这个夯了!什么叫真正标准的夯,把手还那么光!”我说,“留起来,这了不得”。 
        这是我亲身去过的地方,活的材料,这个村子必须保护!一个小小的村子里边,古柏在这里,古槐在这里,古榆还在这里。戏台的后墙上写着好多剧团,人民公社时代还在这儿演。其中有四五个剧目很古老,像目连救母都是咱们新中国禁演的戏。后来,我就留了一句话,“你不管是旅游也好,过家家也好,过日子也好,墙上这些个字,谁也不要动啊!”我和村长击掌,去年我去检查,打开一看,还好都在!原来写在那里50年前的剧目,都是毛笔写的,白字还都有———这就叫文化根基。魁星楼的门、住户的门、砖雕、窑洞中的窑洞、水口等等。很多人来旅游就是为了吃它的豆腐,因为黄土高原很难长着这么好的泉眼。山西种黄豆的坡地,一块一块地种。他们产量也不低,所以上来吃的,都是当地的,不在外边买。粮食和豆类,都是他们自己的产品。冯骥才先生在这儿给他们立了一个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古村落调查保护示范基地。”这是山西省示范基地,榆次区管着呢。现在变成中国民协的一个政绩了。 
        我就拿这个来说明,就是这样才最后批准把这个村子永远保护下去。因为经过我们连续3年的调查,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到各种工匠手艺,它的民俗是华北山西民俗最完整的。于是国家提供了大批资金,把它好好修一下。去年我偷偷地去,因为我就反对前呼后拥一个老头,到那儿我觉得自己做了点心里很安慰的事。但我也愁,这就是转型吗?文物保护突出,传统民俗文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整体保护也非常好,也有可持续发展的示范,但是示范到几时啊?还是像有些官员说,砸烂这个以后,盖成楼进去,就都完了嘛?这都是难点,不再赘述。 
四、辽宁昌图———因人口流动而急剧衰落的村庄 

        转移到另一个村,地处辽宁昌图。这里至今还是我们国家的粮仓,著名的农业县。自己主动要开发现代工业,但不被允许。昌图县农产品产量很了不起,但是到现在还没达到现代农业工业化。康家村是昌图县里边最不产粮的一个丘陵地,海拔一二百米,在产粮基地的边缘。这个地方是个关东移民村,全部是老关东,几辈了,一旦闹灾了就往黑龙江跑,就是这么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跟后沟村完全相反,半个土地庙也没有。穷,就住土房;富一点的,住砖房。但是有砖房也不努力好好住,就像候鸟一样,收获了就住,不收获就走。这种村子很容易合并,很容易一次性消失。我有9年时间就住在这个村。20世纪70年代生的一个五保户是我的老朋友,哮喘病,不能干活,国家供着,很可怜。我见到他们心里很沉痛,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劳动了9年,而是觉得这个村子怎么办?  
        我其实对这个村子寄予很大的期望,我觉得它比较早,能够转型。五保户的田地,种着大苞米,间距很近,每一个间距中间还双棵,双棵上每一个结两个棒儿,高产到这种程度。我们去的时候看到黑黝黝一片庄稼,美极了,种什么长得都壮,都是到腰,密密麻麻,扎手。这么一块农业宝地!在德国看不到这么好的庄稼。但是他们的人不在乎,年轻人找不着了。而且不像有的村,富了就把村打扮得很漂亮。这个村是攒钱,买了拖拉机和农机具给邻村耕地。所以,他们还跟我说,这帮人转型快,接受新事物快。赚了钱,干大事。所以现在年轻的子弟一个也没碰着,就碰着这么个五保户,剩下的全跑去搞物流了。一提起“你干什么呢?”,“跑物流!”,挺得意的。“再过几年,车我就自己买一辆啦!”这是这代农民,再有几年这个村子就肯定站不住了。村书记倒是惦记着:“我们想把我们村,变成一个高粱生态文化村。我们这个高粱品种最好,专种高粱,供各大猪场。”但是这个村长村书记,估计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在基层就双规了,因为他比别人都富,每天是从这家喝完,到那家喝,每次给我打电话一定是喝醉了才打,他的小肚子很有代表性。这样的村子要不转型,还能行吗?他吃百家饭不说,摩托比所有干活的人都多,都是最阔最豪华的。 
        这种村落,丰年稳定,欠年逃荒,年轻人流动性强。青年农民大多数在外面打工,做物流,做运输工,个别人已经独自买货车跑运输。留守的老农除种粮外,副业养猪、养鹅,种植葡萄,编织等等,挺来钱。他们不懒,但这地方没有民俗文化艺术,他们的前三代,我当年在那里住的时候,最后一个唱二人转的都已经80多了。他们也不希望唱,就指着出去赚钱。所以它没有民俗文化的根。民俗学到那,发现信仰没有,庙也没有。村子里边死去的人就是到城里火化。甚至于匣子都别留了。辽宁省有一个大事,文化大革命期间,把所有农村的祖坟拖拉机伺候,平了!所以我们干活的时候,那垄一上午只能锄一半,回来接着另一半。那时候就大农业。走着,走着,人家就说,“老乌大哥,我太爷在这埋着”,就这点文化根基了。这样的村子是很容易就转型掉,工种也不稳定,所以搞物流最适合。 
        所以传统村落的评比过程当中,东北三省至今没有一个村子被评上。这是悲剧。老农跟我说,日本鬼子占了那么多年也没破坏了它,是咱们自己弄的。古老的满族村,古老的文化都在,到抚顺的满族乡一看,烛龛都钉反了。 
        最后还有个例子,在河南省少林寺旁边,唐朝玄奘法师故乡旁边的一个村,麦秸棚村,就剩5个留守老人了,非常令人痛心。在这里要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要衰亡的村落,就只能不停地报道百分之多少就完了吗?过去古代的传统,死去的人墓里头总要有个墓志铭吧!要不要把墓志铭看看,这是谁家的坟啊?90万个自然村就这么扔掉,多少辉煌的农业文明在里头淹没了?我们这个时代怎么这么狠,这么没有人性,没有亲情!我们很多祭祀的日子都不让过啊,好容易评上了,现在居然这么一茬一茬地毁坏一个又一个农业,将来,我们还能负什么责任啊!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有愧。将来要查出来,我就是那一代的民俗学者。农业文明最后不是光光彩彩死去,而是曝尸天下。村子再这样发展下去,很多青少年基地到这儿来看看,回去给孩子们留个印象都是小农经济不行,赶紧消灭吧! 
       一位68岁的村民,他家的房子非常壮丽,石雕、砖雕不比后沟村差。他的夫人李素正说了不少这个村的故事。1981年他们的婚礼是山上最热闹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婚礼。李素正讲,“从我嫁上山来以后,到今天,再没有一个结婚的了。全都到山下了。山下的姑娘没有一个想上山的。” 
        1986年的时候耍龙灯,耍高跷,耍狮子,村上还是很热闹。逢年过节,灯火辉煌。全村150口人。现在他们家的男孩百分百在山下入赘了。用李素正的话说,“我那孙女啊,孙娃娃啊,姓了她姥姥家的姓了”,当时就痛哭了!我不反对入赘,但是他是不得已入赘,姑娘相中这个姑爷了,就是不上山。这样的文化他们还怀念着,而且这老头讲,“我哥哥啊,去年在山下,死的时候留话,你得把我葬在祖坟啊!”“这句话不要紧,祖坟在山上,将来我咋办啊?有人抬重(河南话,抬棺材的意思)吗?”李素正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在山上守候,女儿是不回来了。她把全家历代的农具一样一样地摆起来展览,每天走过来、走过去,来一个外人便给讲解讲解,但却不挣钱。扭秧歌的,耍龙灯的,最老式的锁,她回顾这些。门框、石台阶都已经将近200多年了。道光五年开的水井,水质非常好,他们就瞅这个说,“一旦我们都死了,这口井谁来享受啊?再没有这么好的井了!”学生上学因为山路始终没有修,上一个多小时,下一个多小时,她记忆犹新,说很多家庭因为不得已才下去,最后老师也走了。 
        道光五年出了这么一个村,是因为山下的土地贫瘠,山上的土地肥沃。上来的人那时候很是得意的,现在这个村村志没有,村史没有,这些年都干什么了?我就恨自己,我的民俗学调查为什么前几年不去。早在繁荣的时候,给他们耍灯去。现在他们活着还应该有人去,而不应该是去了之后净教育,教育完了回去叹息。这个村志如果现在写下来,就需要追踪这5个人下山的那些亲属,这其中的人肯定有精英,也可能有现代化的人才,不能就这么终结。在日本每个古村都有志、史。德国的一个乡有两个专家,一个历史学家,一个民俗学家,兜里揣着他的成果。连村的博物馆都有。这叫现代德国,不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新村,像兵营。 
        这个山上,现在除了这五口人,就三头牛,加上两只狗,还有两只鸡———我很尊敬这两只鸡啊!它们是守望家园,守望着传统繁荣而又凋谢的一朵农业之花!所以我就说这两只鸡要叫它长寿,别剁了吃了。 


图1 通往世界的电话亭 

        图1是这个垂危的、濒临死亡的村子,最后喘气和现代化通气的地方。大家想象我们春运的故事,那些在外边打工的其中就有他们家的子女。可是平时还想要联系,怎么办?买了最好的手机,给老人留下,上了山才发现,这个地方没有信号。两家半的子女在这里全山转,最后终于找到在李素正家门前不远,一棵树这儿,信号非常灵。他们就把这个手机留给了3家,找了一个塑料油桶,切去一面,拿塑料又做了个帘子,做了一个通往世界的电话亭。这个铃声一响,李素正半夜起来也要去两家报信。她在这,有时候孩子们告诉她,“娘,你听见了?”,“俺听见了”,“你好好听着”,她说,“中,俺听着”,听什么呢?“你听,这是中国好声音!”她笑着听,变成这么一个母亲。可想,背后还有很多掉着泪,或者笑着说。我建议,为了让这个古老的山村直接跟乔布斯挂钩,我建议她的孩子给妈妈买一个苹果5,还是6,还是7啊,那就证明这个地方的转型还是可以的!我想,这要放到巴黎展览的话,放到联合国的话,粮农组织要不跪下磕头才怪,为中国农民! 

五、结语:我们能做的事 

        160多年来繁荣肥沃的山村,近20多年来极速衰败,只因为山路交通极度困难,濒临废村。据报道,近10年全国已经有90万村落消失,平均每天消失300个。乌老人现在还在怀念30年前,村里民间社火、舞龙舞狮的风火热闹岁月。乌老人还在念叨着村里的婚丧大事,一直就没断了村里传统的文化根脉。乌老人还在积极地支持着儿女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前途,他们对小康社会的到来默默地有所期盼。这就是我留下的一个,和各位同学、老师共同思考的问题。 
        我们非遗的队伍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有一个工程,当务之急就是能不能为濒临衰微的的村落给予现代化的临终关怀。就像抢救艾滋病人那样,癌症患者,必死无疑,也要有临终关怀,不能让我们的农业文明这么没有尊严地死去!应当像中国古老的传统有喜丧一说,我们这个农业文明,全世界糟蹋,就是不死!我们的小农就是自己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难道不是吗?我愿意有机会做一些有生之年想做的、大家也认可的那些活动,按照农业转型的一个阶段,一边舞龙舞狮,一边现代文化,山村里边的巫师同时也懂摇滚。这种情况交织的时候,把重叠期和异质文化交叉,优先去抢救、关怀一下我们即将消失的山村。 
        我们为农业文明留下一点是一点,我现在脑子里已经出现了一个文库本的书,一个村子,一个志,一个史。现在日本就是这样,我正在帮助山谷志村保护斗牛。一个小小的山谷志村,自然村落,村史三本,志三本,细到不能再细!每个老人会什么,做什么,弹弦的,唱民歌的,全部都有。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5个老人会回忆出多少东西?这些工匠是谁?追踪他们下边的子孙,是否怀念你的家?我们把活态的留下来,将是全世界、全人类农业文明社会发展史的回忆录、口述史。一代一代,肯定要遗失不少,但是我们想,能做多少做多少。这就是我讲的所有的话,没有更多理论。我们要拿我们已经学习到、掌握了的、国际性学术上验证过的理论去看、指导我们的实践深入下去。就讲到这吧,我做的这个课件,还有很多给大家用,这不是个人财产,不是个人智慧。老人没有智慧,只有阅历,只有经验。 
        主持人:谢谢乌老师这两个小时给我们分享他的经历,其实充满了智慧!我自己是不能作任何评价的,只能说我学习了特别多的东西,也想了很多。 
        首先想到的就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到底怎么思考。乌老举的这五个村庄的例子其实都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即到底怎么转型的问题。我想我们平时想象的村庄,真的是老百姓需要的村庄吗?转型,是不是一定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特别是转型过程中的一些现象也让我们必须面对。比如我们前一段从河北省易县桑岗村回来的时候,城市有一些消费者到村庄去,跟村民一起联欢。因为桑岗村是北方农村,本想村庄是不是能表演一些秧歌,结果村庄表演的也是现代舞,可能他们想象这些才是外边人来想要看的东西;可能对他们来说,秧歌太频繁了。他们为什么产生了这种想法?我觉得也要思考。今天的电影电视节目等等都在影响着他们,其实更是在塑造他们。 
        其次,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有文化根基的村庄,面临着很大的风险。这种风险我自己把它叫做“文化的强制商品化”。老百姓不要,但跟我肚子差不多的那个村长和支书,就要让它商品化,国家也是,政策也是。所以我们平时在谈农村社会转型的时候,除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强制商品化,还有一个典型的现象——文化的强制商品化。这是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当中,需要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还有在谈及村庄的时候,特别是宁夏村庄的生态移民搬迁,让我想起我们平时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也是在我们制定政策时习以为常,从来认为非常正确的一个行动策略,叫做“规划先行”。我记得上学期在“美丽乡村”研讨会的时候,有位领导发言说,“美丽乡村非常好,在我看来,一切都要规划先行!”这句话大家一定不陌生,你只要听官员讲话,一定是规划先行。但我觉得规划很麻烦,挺害人,为什么呢?规划就是某些人在规划,它是技术统治主义的、技术专家为导向的。技术专家都在城市,以他们想象的农村来规划村庄的转型,这非常可怕。 
        周日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小朋友跟他的父母在大巴车里聊村庄的生活。这个小朋友说,“我觉得那些人生活得真惨啊!”我就想当这位小朋友进入到发改委的时候,一定会带着非常悲悯的心态去改造这个乡村。这样的话,如果规划出现任何错误,任何大的破坏一般都容易被原谅,因为人们都认为,规划者的出发点是特别好的,是为了农民的。  
       最后一点,乌老参加政府的非遗,以及传统村落保护的评审,提出了三个基本的条件,以及乌老补充的一条:传统社会文化的传承。我斗胆提一条建议,即是不是任何一个传统村庄,应该要有传统小农农业方式的维续。假如没有传统小农农业方式维续,是否还能称之为传统村庄?我就谈这点我的学习体会,咱们下边就开始提问。 

        问:中国当前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及其发展路径,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方式才能够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答:乡土文化跟旅游的关系,就像叶敬忠教授提到的,带有一种强制商品化的特性。所有的乡土文化,它的主体是乡土和民间,拿农业来说的话,就是农民。农民的乡土文化是农民祖祖辈辈自己享受的,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就是我们家的。我们祭灶神是我们家的,我们出去给老人烧纸或者在祠堂纪念也是我们自家的。记住乡土文化的主体,是本村、本乡、本土,旅游文化是客体。我们去卖票,每天策划的是让人看我们最隐私的东西,这样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是完全毁坏了乡土文化。乡土文化不是给你表演。 
        我会跳土家族的吊丧舞,那是送葬之前跟老人死后的歌唱,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喜丧。有个老艺人是国家级传承人,他年轻的时候就是白头发,后来留出白胡子,现在对外就讲是72岁老艺人,其实才53岁。他说,旅游的人来看,老传承人啊!每天都跳,给50块钱,累得要命!我说国家级传承人现在每天挣50块钱,他不是在给他大娘办的丧事去跳,而是作为一个产品,商品化,对乡土文化是一种毁坏。从研究角度,我不倾向于把乡土文化给别人做商品一样表演,但作为一个旅游线路,这个是挡不住的。研究者们应该考虑这个未来是没有前途的!比如咱们出去到巴黎往往就是买货,到奢侈品店去,而忽略看看人家靠的是什么。人家是靠传统,几个世纪打造出巴黎,而我们的北京已经找不着北京啦,盖得挺辉煌,玻璃一打就碎。一定要记住,研究乡土文化的,从农业文明这个角度讲,面对旅游要冷静。 

        问:现在村落文化日益衰微,传统村落不断消失,您觉得在这种衰微和消失的背后,最主要的根源是什么? 

        答:这种提问法是很厉害的,直接一句“将”!每个人角度不一样,因此有很多原因,争论也很厉害。刚才叶教授的话里边就带出了很多原因,这里有时代的特点。应该首先看传统农业文明本身有弱点,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回到老路上,最后也还这样。举个例子来说,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了,还仍然在讲人多力量大,热气腾腾,因为传统农业文明里边有个几千年一以贯之的观念,就是把“生产力的扩大再生产”的“生产力”误解作劳动力。长期的农业文明里头,就是生一个男孩一个丁。打仗也是他,生产还是他,生一个女孩赔钱过。我认为在座的时髦女郎,时尚女郎,你没解放,没达到男女平等。我奶奶就生了8个儿子,她乐坏了!这下我们家富了!但是没有考虑过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够吃。要没有生产方式、生产技术,怎么能出现大工业呢?尽管我们的人口政策突然间一刀切下来,但解放思想是重要的。 

        问:我在想传统文化真正的活力可能来自于它的功能性,而那些消失的,是因为它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这种功能或者不被接受了。我们可以保留一个样板在那里,但是消失可能就是它的命运。也许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或者是怀旧,或者发现了原来没有发现的好处,它就还是会复兴的,就像庙会。您理想中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应该是什么样的?  
        答:你刚刚说的其实对,那就是民俗学要告诉你一个问题,到现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不是所有古老的传统都是要保留的,民俗学没有这个题目。那个地方采光要是不行的话,那就别糊窗户纸啦。我也是现代人啊,这就是我们转型中很重要的要素。但不意味着转型就是以人民想住的名义盖楼。我们别到巴黎逛花了眼,到巴黎100公里以外的村子看看,村子就是村子,城市就是城市,中小城市就是中小城市,而没有城镇化(就都不要农村,只要城市)。现在咱们在北京市就能做出好多文章:北京就是老北京,除了老北京就不是北京。  
        你去问问,河北失去多少土地啊?廊坊,河北的,通州,河北的。北京六环以内,到底消失了多少村子?南二环边上是菜户营,整个一个村子进大楼了。老太太去世,要求要用古乐吹,结果处处挨打。要是原来村子,他就能吹。现在天不亮,楼里边六七拨鸡就在叫,在这个楼里头,家家想养鸡。北京吞没了一批立地回迁,都是大楼,请各位注意它的文化都哪去了?它还想不想什么文化?我的意思,绝没有说什么都保留,但一次性转,第二天搬进楼就能上大剧院看爱尔兰踢踏舞?这里头还有别的原因。 
        转型中的文化是复杂的。举个例子,我看了不少达人秀,我要是报名参加,把非遗里边好多老艺人拿来,肯定就是OK!YES!我第一本书《神秘的萨满世界》,现在有很多教授见了我说,乌老给我们跳一个吧!我要是85岁报名,跳完了以后,肯定各个评委都眼泪下来!那山歌请天上的神,每一个神都有一个职能,给我带来什么什么长生天,那个动作有的时候很像腾格尔。真正传统,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500年后还会令人喜欢! 
        现在联合国就说,你们国家发明的萨满,拿来一个,我们联合国批一个,结果批了好多个波利尼西亚的巫师什么的。我们现在跳神的去年还有一个去世了。改革开放后满族还有好几十个,都当作封建迷信给打了!我去找他的时候,公安教育他跟那个教授不许乱说乱动。但是我说我都要给他跪下,他是文化人,满族的文化人,满族教授的爹。 
        刚才主要说的问题就是,传统跟现代不是线性的,没有传统文化中大量的元素作为根基,现代化也无法创新。日本现在的漫画家、动漫家都是从日本传统里出来的。我们的传统厚了,要从中华56个民族中创新出来,那才叫现代和传统两个异质文化的交接,传承是这么一种传承。我跟联合国总干事去访问广西的侗族,侗族一看见我,就和我对唱拦门歌,谈得可亲热了。他最后吃饭的时候,拿出酸鱼,侗族喜酸嘛,20年腌的酸鱼才最好。可是20年腌出的酸鱼,一打开那个罐子,基本上就昏过去了!我是最能贴近老百姓的,入乡随俗的,山西老醋,我能喝,就是酸鱼不行。一打开,啊,这是阿美尼亚味儿啊,我就不停地招待这个芬兰的民俗学家。他赶紧叫他的博士生,拿来相机,叫我说,“你吃,我们照你吃这个过程”。他说,我必须多照点,因为在芬兰,150年前就是吃这种味道,很古老的饮食!现在我们都看不到了。他拍着脑袋说:“我们芬兰的渔民啊,把自己的传统给丢了,结果在侗族这里还看到了。”传统和现代不够明显吗?这就是活传统,千万不要割断了。很古老的一个东西,今天吃着也还是好吃的嘛。在饮食上,雕刻艺术上也是一样,文化意识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问:您心目中未来中国的小农社会是什么样的? 

        答:德国有一些我喜欢的典型的小农社会。比如朱村,很精致的一个小村,同时也很现代。那里有很多的动物,小鹿繁殖过多了,对庄稼有害,于是就限定每个人的额度,今年你可以打几只,超过了或者打了母鹿,就要狠罚。他们好多家都养牛,没有从沃尔玛买过牛奶。电铃儿一响,头牛就自动出去,到旁边的牧场吃草,那边也有信号,一响铃儿,自己排队回来。夫人在牛圈,把所有牛的乳头儿擦干净,带上吸奶机管道,最后老头儿在操作室操作。我就坐在那个总管道上看一切。天不亮以前,乳品厂公司从外边把牛奶取走,然后一早晨就上镇上的超市卖鲜牛奶去。粪便完全是机器处理,如果不打开,闻不见牛粪,干干净净,这就是他们的小农。 
        我的一个博士生的太太的母亲就是朱村人,她的奶奶是地道的农家姑娘。现在老了,她们的土地还归他们自己。她们种了大量的蔬菜、水果,领着养老金。她给我谈了她全部的经历,怎么从农转工,附近的镇变成中等城市,再度扩大。这个地方是德国烟草最出名的,所以老太太一手的雪茄活儿,现在是荣誉工人,回家养老。到了秋天,最忙,所有的蔬菜都要储藏起来,腌酸黄瓜,收蜂蜜。小农家园田周围的树是他们为国家保护的。他们种的麦子有农机合同,定期有农机来种,最后分红分粮。他们只要告诉天气就行,比如下午有雨,小麦已经开始熟了等等。两个小时把麦子全都收走,以后银行就给他们家汇款,这是小农的财产。 
        村里有一个制高点,过去村子里有大事,都在那里集合。他们立了个杆子来纪念过去的风风雨雨。家家的电脑里有全村的名单,谁家的老人、孩子有什么人生仪礼,不用挨家挨户地通知。有的小农就一个人,但是很有钱,两处宅子,一个在城市。村子的全貌有两三个世纪了,大体上是我喜欢的。我倒不说我想在德国养老,他们几百年能做到的,我们怎么做不到? 

        作者简介:乌丙安,中国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1929年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蒙古族。1953年攻读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钟敬文教授。自1955年开始,先后任教于沈阳师范大学和辽宁大学中文系,为原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从事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教学与研究60年来,先后荣获国家突出贡献奖、全国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以及“山花奖”一等奖、最高荣誉奖和艺术成就奖。1992年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作为具有世界性视野的学者,其《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民俗文化新论》《中国民间信仰》《神秘的萨满世界》和《日本家族和北方文化》等10余部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为中国与国际民俗学事业和民俗学专业教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当代民俗学史上,被誉为“我国第二代最富有声望的民俗学家”。 

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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